秦振生:国民经济三区分及政府对市场管理的关系

时间:17-05-11 08:50    点击: 次     作者:国粮

——市场政治经济学探论
  关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成了热门或绕不开的话题。振振有词又十分流行的观点是,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该政府管的政府管、该市场管的由市场管。如此这般,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豈不成了平行的“二元”关系?这符合客观实际吗?是正确的吗?
 
  什么叫该政府管?什么叫该市场管?可以截然分割成毫无关联性的两种状态吗?以某些行业或商品进入的竞争性领域为例,政府是否可以对此退避三舍不管不问呢?该领域内若出现诸如伪冒假劣、排污不治、偷税漏税、克扣劳工、侵吞国资(资产和资源)、贿赂官员、违规运作资本等等非法为了“利润(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恶性竞争行为(也是腐败行为)怎么解决呢?常有人说“竞争致优胜劣汰”,奢望依靠竞争解决这些市场中存在的弊端性问题。这种想当然的泛泛认知是肤浅的也极其危险,与客观事实相去甚远。竞争有良性有序与恶性无序之分,“竞争致优胜劣汰”是有前置条件的,只有在俱备法治健全、道德自律、管理规范严谨等关键要素的有序市场环境下才是现实的。竞争是市场手段,竞争並非万能,竞争在促使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必须竭力去消弥其可能产生的所有负面因素。经济发展史表明,“优胜劣汰”更为重要的另一层级是由技术进步和人们消费的新观念新喜好新追求所推动的,是由政府社会依法依规惩治伪劣和违法犯罪促成的。为此,政府必须设置包括激励创新、营造适宜每位劳动者每个公民为自身和社会贡献聪明才智积极作为的良好氛围在内的严密正确有效的全方位制度机制系统,並要有实时严细监管在行动。若没有这种监管,任何再好的制度机制也形同虚设。正确的制度机制一旦确立,监管有效性将决定一切。所以,政府在自由竞争性领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责任更重、工作更多更难,政府怎么可以退出竞争性市场领域而撒手不管呢?同时不可否认,在该领域,除对市场本身规范和监管外政府还肩负正确规划和正当引导、兴利除弊的责任。这是市场主体资本逐利本性造成非平衡性波动以致可能的贻害(如主要由于不当市场制度机制下的交易所形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利益分配及酿成的贫富差距)及风险危机而负责任政府必然要去做的事情,以不断保证实现劳动者权益和全体人民生活过得好的趋势,同时必须使市场主体具有(不可缺失的)良知意识道德精神从而能确实扛起应负的社会责任,使资本运行是“善意的”、利得是“本分合法”的,整体经济运行是有效可循续的,推进国家强盛是有效率的。这些正当作为做得好的政府是值得称道的政府。
 
  人类市场经济始终存在政治考量和价值观问题,是极端地使极少数人僭得巨额利益还是使全体人民较为均衡受益(如“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是对人民深切诉求及社会重大问题不闻不问却为市场而市场?(源自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敎旨主义竭力隐瞒经济发展的真谛或回避这个严峻问题,由此“市场主义”可见一斑。从溯源的“终极”意义而论,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所有人、掌控者及利益攸关人,是否具备道德情操和社会责任担当使命感,是否拥有“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仁而爱人,兼济天下”的深切情怀,是否能深刻理解和处理好“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这不仅决定其自身的命运也决定了这个市场经济体或其它经济体和关联体等方面的某些性质及前途。人缺德不正,国少德不安。这个道德、担当、济天下的“具备”不仅要有“主体责任人”的“自觉意识”,同样重要或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要有制度和法规的保证,而这个“制度和法规的保证”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並以有效的方式可靠地予以实现。如果没有这种“自觉”和“保证”,那么这个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就可能随时处于折腾和不安之中,並往往成为“祸起萧墙”的风穴浪渊。对于这个“保证”,就不可避免要求市场经济必须具有法制性、规范性和监管性;而对于这个“自觉”,就无法否认必须要求市场经济是诚信有德、担当有责的经济。必须强调这种“保证”形成的“规范”持久运行,才能使这一“自觉意识”成长起来並成为“习惯”。这样,人们还需担心危机、祸患和不安吗?对此,政府应该有什么作为和必须做好什么,世界社会的历史或现实昭示应是很清晰了。
 
  在非竞争性领域或非市场化和部分市场化的经济事业产业领域,不论釆用何种投融资模式和运作方式,都应该由政府主导或主管,市场起不可或缺的正面性的促进作用,保障人民群众生活有关基本权利和相关基础生活物资及服务的平稳供给是共同的首要目标任务。充分发挥事业企业各类法人主体在各自业务活动范围内的法定功能责任,努力为实现这个首要目标任务服务並积极促进自身健康发展。这是国民经济(包括市场在内的)正常秩序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基本事实或常识是,国民经济不等于市场,市场仅仅是国民经济相关的重要一部分、远不是国民经济的全部。“市场化”必须立规矩、必须有“边界”,这是世界文明社会的通行规则,即使历来以“自由市场”标榜自己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敢贸然逾越这个“雷池”。正是基于曾经的惨痛经历敎训,欧美等发达地区许多国家事实上早已不再趟所谓“自由放任”的死潭浑水,並在市场管理上下功夫,重拾或重视“国家治理”几成共识。类似此起彼伏延绵持续的“炒房潮”和以“无止境”抬高房价房租而大行其道的非理性的疯狂“主观价值论”的“巿场怪物”,必须寿终正寝。社会(抑或自然)法则深切地警示人们,任何蕴含有一定质量商品的价格必须被框在“理性公平规则”的笼子里,决不能任由市场“供需效应”(市场供需只有“效应”、没有“规律”)兴风作浪,对于衣食住行医等民生必需品尤其要如此。
 
  以所谓“市场化”尺度衡量,国民经济应是“三区分”即由非市场化、部分市场化及(完全)市场化三部分组成。国民经济之经济社会性活动是纷繁复杂的,特别是事物性质、目标要求各有不同,人们决不可敎条式的以“市场化”千遍一律方式去处理。
 
  非市场化即不宜不该搞市场化方式运作,这主要指公民生存生活基本权利的基本需求,如教育、医疗、养老、安居、失业救济、危困救助等方面的社会性保障领域,这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应有的最基本条件密切相关,这关系到家国社会的最基础根基。从事该领域的社会责任主体,原则上是属于国家或社会的事业性质,其服务虽然也必然地具有某种经济活动的特性,但必须是非盈利的或严守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天公地道的规矩,全心全意为公民服务好是其唯一宗旨。否则若性质变了,公民这方面的基本权利就难以真正全面获得。同时应当注意到,在这个领域的某些方面某些环节,符合要求的相关市场主体是可以或应当介入的,但要以有严格硬约束的合乎公众利益诉求的“运营模式”为前提,以恪守标准保证质优价廉的有效供给或提供某种多样化需求。这个“多样化需求”必须有正确严格规范,是对基本供给的一种“拾遗补缺”,决不能妨碍或影响基本权利保障领域的根本民生事业性质。
 
  部分市场化是指在国家政府掌控的前提下,在相对性程度内尽最大限度发挥市场功能作用的那种运行方式,视具体情况可称之为准市场化或准非市场化。该领域主要是指直接密切事关人民群众安定生活基本需要和国家安全稳定以及社会公共服务运行基础性系统的那些重要商品物资和设施。如粮食、食盐、某些纺织原料、基本药物、民用水电燃气、安居住房及公共交通(包括铁路)、基本金融、基础能源、基础电信和其它必备的全民共享的资源。这些广大民众正常生活最基本条件元素的获得必须是“低成本”的、充裕的、安全的、方便的、快乐的,这大大有利于道德兴盛基础上的社会进步、文明提升、经济发展和市场真实的普遍繁荣,大大有利于增强全民向心力凝聚力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为什么不能在上述公民基本权利、民众基本生活条件、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等国计民生重要领域内搞(完全)市场化呢?(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动力机制是趋利,趋利是资本逐利的市场本性。在市场化意境下,市场各种要素和商品的供给及流动实际上是一以贯之按商品价格牵引以盈利为目标运行的,决不是自觉去满足“人民之需”的“善者”或“救世主”。市场却更是“自发”地像一架需依赖资本以马基雅维利之式去嗜利驱动的机器。市场时而“失灵”,更何况市场是可以被操纵和被炒作的,即被看得见的资本之手所操作乃至操控或被那些有形的博弈之手所炒弄,这往往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些活动都是为了追逐各自利益,而並非真正是为了去解决社会直面的国计民生方面的重大关切。市场给人们以机会,但这种“机会”具有强烈的“选择性”,只有良性要素及善意取向足够充分的市场才会不断湧现大量给人以公平的可获取的机会。市场“自发秩序”之“怪异行为”令其不帮“穷人”不助“弱者”,其“马太效应”不断加剧财富分布的非均衡性。所以,如果企图单纯依靠(完全)市场化的方式去解决上述国计民生领域的相关重大事项,则必然事与愿违,並有激化社会矛盾、损害国家政权基础之虞。这是早已被世界社会历史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近代史实所验证的结论。走进近现代,所谓福利制度与福利社会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当然,市场趋利机制在一定的经济活动逻辑范畴内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这个意义在某些或众多层面范围或许是重要的和巨大的,人们必须在发展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加以有益有效恰当的积极利用,这必须肯定。但是,市场化商业化“趋利机制”不能滥用乱用,不能渗透蔓延到国计民生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全领域,不能走向“极端”,它必须活动于相对“有边界”和“有限程度”的可控规则之内,否则后果会很严重。这一严重后果必然致经济及社会相关各方面正能量受损、负能量泛滥,使私欲膨胀、恶念不绝、心灵污染、人性异化,这是最致命最危险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而生产关系特别其中所有制关系、市场化僱佣关系及趋利机制也许是这方面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存在”。道德与精神是市场优劣的一面镜子。加强物质和精神上的双文明建设,宣传教育很重要,但同时同样重要或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是规范好生产关系经济关系,规范好、利用好、监管好市场趋利机制非同小可、非同寻常,就一定意义而言,这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还须注意到,市场趋利机制功能作用只能表达为社会活动方式才有效,它所产生的任何产物与结果必然打上“社会性”印记,例如“财富利益”就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质。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在市场趋利机制下如何正确实行财富分配意义重大。作为社会进步发展一种必须性,为了使市场机制文明化、富有持续的明显效率性,经济市场须由物质利益和精神道德“双轮”均衡驱动,须由市场作用和社会统筹机制协调发力。国企“全民化”、私企“社会化”等等是个必然要面对的抉择性问题。
 
  当今世界社会不稳定、充斥动荡风险之一隅,形态多样方式多变,究其经济方面根本原由,与受旧体系资本主义市场化错误观点理念影响毒害太深、陷入原教旨市场主义的经济自由化泥淖不能自拔、没有正确公正客观地把握好相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大势密切相关。市场机制是交易趋利及在此基础上的利益分配,原敎旨式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对此予以事实上的“自由放任”,导致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公並产生不平等不正义不自由,是世界一些地区陷于动荡纷争不安的一个极其重要因素。
 
  无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或近现代所谓新自由主义都闭眼不认事实和常理反对政府与社会对市场进行有效管理。在其“说敎”真面目被世界社会不可避免地日益认清之时,花样翻新,以“反腐败”为由头,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反对政府必须的作为,认为政府介入经济市场或介入“多了”、“深了”,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的腐败。这是搞错了槪念和逻辑。政府职责与市场经济必须管理是相联系的,腐败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与因噎不能废食一样,不能为了防止腐败而取消政府对经济市场的管理。管理与产生腐败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渎职失责等“滥权”行为不是管理而是属于腐败。渎职失责往往表现为官商勾结、乱政懒政及其贻患如化公为私、利益输送、操纵市场巧取豪夺等,这是盘剝百姓、危害国家的恶劣行径。恰恰是,惩处、遏制或预防可能存在于方方面面的腐败须依靠正义、正确、严格的管理,这包括制度问责、法治追究、民主拷问、道德训戒及将这“四要素”物化为无时无处不在的公正有序合法合规的组织行为和人民的监督行动。这些对于市场经济健康向善发展和兴旺发达非常重要,如果缺失,则必然乱象丛生每时每刻产生大量腐败,並使市场正能量活力严重受损,这难道需要求证吗?
 
  经济自由主义还假借“反垄断”名义,反对政府管理市场及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规划和落实所釆取的必要举措,並把这个必要管理和举措斥责为“行政垄断”。这一思潮理念还把国有经济诬称为“经济垄断”。在客观上,这显然有顚倒黑白、混淆是非、蛊惑人心之嫌。“垄断”本性有其特定的利益指向。资本所有人或市场主体为了其私利最大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以各种方式方法局部或较大范围内实行把持、控制相关市场交易甚至拚弃或逃避应担社会公德责任的唯利是图行为,才称之为“垄断”。是否是“垄断”的最终分水岭在于,其经济市场行为是为广大民众实实在在谋福祉还是为极少数利益攸关人及集团攫获巨额财富並为己所用。那些“垄断”者是为了“垄断财富”且不止于此。很明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对于经济市场发展的一切正当行为绝不能说是“行政垄断”。同理,国有经济之国有企业的根本宗旨在于为国家创造价值为人民增加收入和福利,其实行的经营方式主要是集统式、集成式、集约化,並带动事实上有多种所有制企业参与的相关行业产业健康发展。不同所有制经济所持有的资本,它们的属性本质具有根本的不同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企业所持有的资本,其性质是全民(或部分全民)性质,该资本运营的动力来自于为了百分之百的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这个动力(与为了“私利”的动力相比较)最具光明前途和持久生命力、也是最强大的动力、且最富有诚信公正的优良品格,在科学严谨严格的国家财务准则的规范制约下,必具有可恒久的优质效率。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企业扣“垄断”帽子是不合时宜的是荒谬的。当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企业的优越性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同样必须在社会经济大格局中、在市场经济大浪潮里锤练、发展、改革前进。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非市场化、部分市场化、(完全)巿场化的任何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须以多种有效方式占据主体或主导地位。“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企或任何形式的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在于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 ,在于增强其人民性先进性效益性,在于更好确立广大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作用並弘扬他们爱岗敬业的劳动和创造精神,在于增强广大劳动者及全国人民的拥有感和获得感,在于充分发挥作为市场主体所具有各种要素的重要作用,在于相关重要体制机制的完善和优化,在于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巨大成就。坚决反对坚定拒绝以任何形式“弱化蚕食”“瓦解鲸吞”和“私有化”国有企业公有制经济的错误行为及腐败丑行。以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总方位而论,国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性,也是其它所有制企业发展改革前进的价值观座标参照体。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和政治优势,是国家社会稳定和谐正确发展的重要不竭动力之源,是必须坚定不移要做好做到位的历史性伟大事业。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决不是平行的、对称的、互不涉及的关系,而是政府必须对经济市场各相关方面进行正确统领、规范、监管的关系。政府作用于市场的行为受“正当性”的制约(即因必要又合理、合法谓“正当性”。合法性是合理的基石,合理是合法性的灵魂。同时这个合理之“理”是对“法”的补充,因为“法”是需要完善的,“法”不可能或难以对必须禁止的行为做到“滴水不漏”。“理”无处不在,其价值判断的广义性在于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是否真正有益,“理”的实践在于物化为可检察必须检察的规章、规范乃至习惯。判断是否合乎“正当性”的终极标准是广大人民群众是否真正受益,决不是不当的资本利益),故从这个层面而言,政府对于市场的行为是“有限”的。经济市场须以服务于人民、社会和国家为己任,从而市场必须是良性的、正能量的,正是从这“担当性”原则宗旨要求,政府对市场负有“无限”的责任。
 
  政府对于市场的管理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对于非市场化的经济事业产业全领域包括其中的“市场行为”政府必须负起统领主管的责任,对于部分市场化(或部分非市场化)经济领域政府必须发挥主导及掌控的有力作用,对于(完全)巿场化的经济竞争领域政府必须承担起规范和监管的重要职责。当然,政府对于经济及市场的这些不可缺失的行为,必须构建在正当性正义性正确性、以及严格性科学性廉洁施政履职有效性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非常重要,由广大民众以主人翁意识广泛积极有序有效参与相关监督和管理,因为“ 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使公职部门不敢也无法渎职与失责,经过“淬炼”和“历练”、“久久为功”,公职人员以廉立身、以为人民服务立命,则政府时时刻刻都成为精干务实高效的“高尚行为集合体”,与时俱进日复一日筑牢这一“基础”永不停息,确保廉政勤政善政恒久畅行。这是革除旧的传统市场经济或其遗痕中以(私有)资本(利益)为中心所产生的弊端劣根不可规避的一步,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而实现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以生产力诸要素为原动力之市场的公平公正也是经济正义理性的基本环节,是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好发展、生产力水平持续提升、公民精神道德发扬光大及社会和谐团结不断巩固的重大选项和途径。
 
  宇宙万物都在不断变化发展,世界上没有静止不变的事物。市场经济的体制和形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本不可能总是老套路。兴盛于十八世纪的西方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的一些理论理念及观点,从问世伊始就具有明显的偏面性缺陷甚至是违背客观事实和真理常识的谬误,对此照搬照抄或生搬硬套是与历史的时代前进脚步不合拍的,也不符合历史唯物辩证法。人们不难发现,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有的也早已怀疑这个陈旧的原教旨式市场经济学,並开始各自寻找“新”的出路。对以往沿袭下来的旧的传统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必须对其进行变革和改革创新,其根本或基本要义是切实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按劳得益和共同富裕的原则主导下,生产力诸要素相关方面公平公正分享生产成果及社会财富利益。在经济发展方式手段上,要坚持有力激发巿场正常功能的强大良性活力,也要注意审慎的强有力的宏观计划监管並重视及时的微观动态统计信息的作用。互联互通的云计算大数据时代,为宏观至微观统计计划数据的准确性及前瞻性打开了方便之门,批量化和个性化的订单生产越来走进现实性门径,市场和计划之间的蕃篱终将拆除,二者将形成推动经济社会正确发展的无穷合力。实现正义理性科学文明意境下的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无疑,中国特色伟大社会主义事业及其不断探索创新完善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伟大实践,作为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开创了人类社会以新市场经济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新境界或迈上了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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